还原真实的茅于轼

　　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房地产经济学

　　文：冉雨鑫

　　茅于轼先生作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是当今中国最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不是斗士，他只是个不肯说假话的经济学家。他做的工作，他的存在状态，是在给今天的中国示范一种真实的生活。

　　有人这样评价茅于轼：“ 在我看来，茅于轼的一贯言论，是出于一种善意，出于对现状的忧虑。对于心怀善意和充满忧患意识的经济学家，公众单纯的去指责显然是不理性的。对这样充满善意但容易激发众怒的言论，看作是学术偏见似乎更为准确——毕竟个人偏见难免。”

　　2009年春夏之交，茅于轼先生提出了“廉租房无厕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学术界、财经界、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上尤其是网络上正反两方的博弈至今仍余波未息。其实这样的状况以前就有许多，主要原因除了学术性偏见以外，还因为存在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则主要来源于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和哗众取宠的专家学者。或许是不求甚解的疏懒，或许是为了引发眼球效应的私欲，亦或者是人云亦云……总之，他们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误导了社会舆论，甚至伤害了这些正直的学者。当然，对于每一个观点，不同的人总是会有不同的理解视角，但我们希望这种不同是建立在全面了解而不是误解的基础上。

　　由此，《安家》决意开辟此专栏，本着全面、透明、公正、客观的原则和立场，还原一个真实的茅于轼，让读者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茅于轼简历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桥梁专家茅以升是其伯父。

　　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做了很多职业经济学家不会去做的事情：在山西农村推行小额贷款实验；在北京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家政培训学校。

　　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

　　被选入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

　　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1999年获得美国安东尼·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生活中的经济学》、《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和思考》等书。

　　安家总编刘文斌

　　特约专访

　　茅于轼先生

　　他，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观点常常引起轩然大波。

　　他，是一个敢于说话的勇士，面对流言蜚语一笑置之。

　　他，坚持着一个学者最真实的观点，不为外界的声音所牵动。

　　确定采访茅老一事后，我们一直怀着紧张而又景仰的心情，搜集茅老著作的完整版本，希望作为一个专业的、有良知的媒体，还原一个真实的茅于轼。初夏的午后，在总编辑刘文斌先生的带领下，《安家》杂志专题组一行来到茅老家中，对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独家专访。刚进门茅师母就告诉我们茅老病了，高烧38度半，我们惴惴不安，茅老却带病坚持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这种严谨绅士的作风让我们被一个经济学家学术魅力之外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感动。

　　刘文斌：茅老一直本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方针，因此有了“茅维权”这一美称。但是现在有人说茅老的一些言论，比如“廉租房无厕论”，把富人和穷人都给得罪了。您自己对此怎么看？

　　茅于轼：我说的是不设置私人厕所，只设置公共厕所，另外还可以设置私人厨房。廉租房怎么能没有厕所呢?这个就是媒体对我观点的断章取义。我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并不怕得罪什么人，这是我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廉租房说到底是纳税人在帮助有困难的人，标准肯定要比商品房低才正常。如果把廉租房规划得比商品房还好，你要考虑怎样才能给纳税人给一个交代？而且这样会导致廉租房的住户富裕起来之后还不愿意离开，影响了其他需要救济的人。

　　廉租房如果不采用低于商品房的标准，还可能还让富人搭了便车，实在不可取。

　　现在社会存在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只要你为穷人说话，哪怕是错了，人家还当你是对的。可是为富人说话的少，为富人办事的多，有钱赚啊！马克思说公有制好，私有制不好。私有制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公有制问题也不少啊！我们吃过大锅饭，知道大锅饭的弊端。

　　为富人说话的少，还因为大家的仇富情绪，可这是要不得的。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私家轿车，现在满大街都是私人轿车。这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在发展，在进步。只有保护富人，这个社会才能进步，穷人也才有动力努力去做一个富人。

　　刘文斌：茅老您坚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但在理论上建树颇丰，更以敏锐深邃的社会视角，身体力行，求证着您的社会理想。请问您具体为穷人做了哪些实际的工作呢？

　　茅于轼：为穷人做事，我主要做了两个。一个是山西省小额贷款的事情，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第一个试点是在山西临县，现在主要做山西永济。主要是解决农民的日常生活问题，比如买化肥，日常亲戚走访，额度也比较低，以不超过1万元为标准。最近我们花3000万注册资金注册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希望这个事情可以一如既往的坚持下去。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和汤敏合作搞了一个富民保姆学校，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了，为1万6千名农村妇女找到了工作。原来她们在家乡一个月只能挣300到400元，现在一个月可以挣到上千元。我们不但帮她们找工作，还帮她们维权，比如争取休息日的权利，一般服务员是没有休息日的，我们在为她们争取，现在是一个月一天，以后会争取一个月休息两天，甚至更多。

　　另外还有包括教育扶贫，改善教育方面的一些工作。比如农村教育中，是很少有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的，我们就给当地的老师培训，教他们音乐，再让他们去教育孩子。

　　刘文斌：目前社会上分为“倒茅”、“挺茅”两派，茅老每抛出的一个理论，差不多都会引发争议和热捧。您怎么看待？

　　茅于轼：我见过一些国外的网站，大家的观点都很幽默，很俏皮，而国内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还很不成熟，大家对我的一些反对意见都是情绪化的谩骂，这有什么用呢？在特殊时期一些误解甚至可以把人送进监狱，那个时期我都经历过了，现在一些人只是从网络上释放自己的愤怒，就更不会在意了。我从不怕别人骂我，更不介意公开探讨某个问题，有什么观点你可以说服我，如果说服不了，我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

　　刘文斌：您的一些著名论断经常受到社会各界的误解。在房地产领域您的哪些著名观点被误读了？有没有特别突出的言论让茅老关注，并愿意通过《安家》杂志来做一个公开说明？

　　茅于轼：在房地产专业领域，我最容易受到误解的观点主要是关于停止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话题。我一直主张房地产市场只设廉租房和商品房，不要搞什么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还有180平米的，小区里到处停着好车，经济适用房到底是让谁给买了？买经济适用房比买商品房要便宜好几十万，你送个四五万的红包，最终结果还是比商品房便宜，这催生了多少腐败因素？经济适用房能够低价销售，是因为拿地成本几乎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反对18亿亩红线耕地的话题。从经济上来看，如果保护粮食安全所支付的成本太高，就应该降低成本，也就是将红线朝减少的方向修改。 18亿亩就要改成17亿亩，使更多的土地可用于城市建设。如果有大量农民进城，需要扩大城镇用地，设置红线的成本随之增加，就应该放宽保护的红线。

　　其他受到误解的就是“挑战计生委”和“节能减排”的话题了。关于节能减排，发改委原来还邀请我去开会，后来见观点不同，又说服不了我，索性就再不邀请我了。

　　刘文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有理想，有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还为数太少。您觉得哪些经济学家比较有理想有责任？也和您一样容易受到社会的误读？

　　茅于轼：(思索了一会)我觉得吴敬琏可以算一个。另外，张维迎，徐滇庆，也经常受到误读，但他们也都是很优秀的经济学家，有良知，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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