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过程中，一处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超荣是东方广场遗址抢救性发掘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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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见证人·1997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就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合作开始做“寻找北京猿人后代”的课题，希望在周口店之外寻找到同时期和山顶洞人的后代。到1998年时我们在北京地区发现了38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市中心的就有两处，一处是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还有一处在西单的中银大厦遗址。都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

　　北大研究生发现端倪

　　东方广场遗址的发现并不偶然。“寻找北京猿人后代”课题在海淀区进行调查中，北京大学环境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岳生阳也参加了我们的调查。

　　1996年冬天，正是王府井东方广场前期施工时。岳生阳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王府井东方广场找井时有一些发现，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从地质学来说，王府井地区是平原地区，是历史时期的古河道，历史时期形成的井多，这是考古工作者都知道的。古代聚落、城市的兴盛都是依水而建的，虽然在此之前没有发掘契机，但是专业人士都推测这里肯定有历史文化遗迹。据说在建北京饭店时就发现过史前树根。

　　1996年12月28日，我跟他溜进了东方广场施工现场，他带给我他找到的一些标本看，当时也不能确定是什么时代的。当时现场被挖得七零八落，12米深的取土层面上，一条由挖掘机铲斗划出的黑色擦痕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与岳生阳说的含有炭屑的地层相一致，我就顺着地层，拿着地质锤去挖，从早上一直挖到下午，顾不上吃饭。

　　终于，从地层里出现了一些碎骨和石制品，我当时立即拍照，留下从地层里出现的遗物证据。这时我已经笃定，这里的遗迹属于史前文化。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发现于国家首都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在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后，我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考古队进驻现场，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虽然是抢救性发掘，一切却按照主动发掘的科学方法去设计。我是课题负责人，一方面需要系统了解地层情况，做发掘准备工作。在发掘过程中不放弃任何细节，比如骨制品和石制品上粘附的赤铁矿粉、植物种子、动物化石和骨器上的人类痕迹拼合，我们都会全面采集、全面记录。因为哪怕是很容易就被清理掉的赤铁矿粉，也包含着可能的信息———它是按照当时的审美需要或者原始宗教信仰、狩猎前后的祈福和庆祝等人工涂抹上去的。

　　在王府井考古的八个月里，我们经历了北京最冷和最热的两个季节。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冬季考古的经验。三九天住在滴水成冰的临时宿舍里，许多工作人员双手冻得通红，握不住考古锤。为了严格保护遗址现场，大冬天里大家谁也没有穿皮靴，脚上套的是又土又笨的棉布鞋。而冬天里考古现场必须用草垫子盖上，只能在中午气温相对最高的时候发掘。三伏天发掘坑里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

　　专家筹建遗址博物馆

　　考古工作并不像小说里描述得那样惊心动魄，它需要超乎常人的细心和耐心。有一次，一颗编号好的、只有黄豆大小的蒙古草兔牙齿化石怎么也找不到了，我们就到处找，一边找一边说，兔子跑哪里去了，这就是“找兔子”事件，后来发现兔牙其实是被编号的标签纸盖住了。

　　在离故宫最近的地方，核心商业区寸土寸金之地，北京城的市中心发现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引得无数市民、中外记者前来。到后来我们不得不禁止他们进来，给工作人员发牌证，可是他们总是有办法溜进来。人们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对自己先民的关注和建议。让人想到一位美国诗人的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块土地就属于我们。”

　　1997年初，张立源等32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在东方广场遗址现场建立古人类博物馆。这一年的4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侯仁之、刘东生三位教授来到东方广场遗址考察并给出指导意见。三位院士都建议在这里建立陈列室，这一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能在发掘现场聆听先生们的教导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后来李嘉诚和东城区政府兴建了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并在遗址发现五周年之际开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潘波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