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路是虹口区和杨浦区的分界线，东侧是杨浦区，房子都是黄颜色的，要比西侧的房子每平方便宜几千块。4月10日下午，邵跃中站在这条分界线边上感慨说，说什么也不能从街对面搬到这边的黄房子里来住。他是一个上海式的“百万富翁”，靠打零工过活，月收入大概700多元，财产的“95%”都在家里那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上。

　　邵跃中说，他并不是抱有“地域即阶层”的传统观念，只是不想卖掉现在的房子。“ 不卖的话就不损失，卖的话就一定损失，”他固执地说，“你看看那些卖了房子的人，全家上下加起来还有什么家产？”

　　几年来，房屋买卖正在催化上海的阶层格局的变化。

　　炒房与否分开两个阶层

　　去年以来，上海房价持续走高，连使用了10年以上的二手房价格也一路飙升。去年10月中旬，38岁的杨学兵通过中介公司卖掉了一套“老掉了牙”的二手房，赚了12万，然后就把炒楼生意全部交给妻子去做，自己撤出来。“我们做得小，没必要两个人都付出精力，我想抽身出来做做自己的专业。”

　　杨学兵的专业也跟房子有关，装修设计。如果不是通过装修认识了一些炒房者，他也不会涉足这一行。他说话声音很轻，穿着再普通不过的蓝衬衫，除了开着一辆帕萨特外，看不出有任何“发财”的迹象。

　　相比之下，刘卫光就显得很气派。他面色红润，身着一身白色西服，右手中指上戴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手拿公文包，一坐下来就侃侃而谈。不知其背景的话，你同样很难想象他的身份。

　　“炒房当然很赚钱，而且越是炒得不辛苦的人越赚钱，他们不光是靠眼光和资本，还靠各种信息、交情。”杨学兵说。跟他熟悉的炒房者中最有钱的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以往有兼做股票和公司的经历，能够拿出来炒房的资金至少有5000万元，不过有多少是银行的贷款就说不清楚了。

　　“有很多人就是炒对了一次房，就突然间发了财。”杨学兵说，“有喜欢专心做一个楼盘的那种，一两个月就能用50多万赚到好几倍。”

　　最初他“朦朦胧胧的”，被朋友带着炒房，渐渐地发展到去年同时操作四五套房子，终于升格到了上海炒房阶层里的“普通级别”。至今他还记得自己炒的第一套房子在浦东花木路，贷款四成，用了两个半月，赚了5万。

　　刘卫光则是一个曾拿到53万元拆迁补偿款的老上海，虽然外表气派，其实是个穷人。

　　刘家原本是一个中上层的上海家庭。82岁的父亲刘宗沛是某集团高级工程师，弟弟刘卫光1988年下海做生意。哥哥刘卫平一家三口。在2005年春节前，还未去世的102岁的奶奶也跟他们住在一起。

　　拆迁之前，刘卫光一家四代7口人，住虹口区东宝兴路一个弄堂里，紧挨着四川路。这里是虹口区的中心地带，在整个上海市也算得上是风水宝地。就在离刘家不到两站路的一块地，就是当年上海地块拍卖的“标王”，如今已经盖起了新楼。据一位业内人说，这座楼仅成本价每平米就在1.6万元左右，至于售价，“不会低于4万元。”

　　除刘卫光自己有一间房之外，刘家的其他人合住一座两层小楼，和许多精明的上海人一样，刘家将小楼搭成了三个独立空间，分别住祖孙三代人。这样，刘家平均每个人的住房约合七八平方米，在上海老弄堂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居住水平。

　　2002年底，东宝兴路开始拆迁，经过“艰苦谈判”，刘家争取到每平方米合计7000元的拆迁补偿，共计53.2万元，在总共708家拆迁户中，这是一个居中的数目。从2003年4月22日起，刘家搬到一处过渡房住了一年。早在2002年拆迁谈判时，刘卫光就看中闸北区两套房子，房价每平方米4500元，用拆迁款再加上一点自己的积蓄，可以买到两套两室一厅。这样哥哥自己住一套，刘卫光与父亲、祖母共用一套。由于当时补偿款不知能拿到多少，也没钱付首付款，买房的事就拖了下来。

　　到了2003年6月，补偿款到手，此时看中的房子涨到了6000元／平米，拆迁款只能买一套半了。再到后来，该地段通了地铁，房价升到了现在的8000元／平米，这样，刘家买房的事彻底搁在一边了。刘卫光和刘卫平各租了一套房子住，每月付房租约1000元。

　　按照杨学兵的逻辑，刘卫光当初如果把53万元用于炒房的话，如今的境遇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刘卫光今年49岁，对自己的婚姻已经不抱多大希望：没有钱买房，有谁会上门呢？他102岁的奶奶春节期间过世，老人临死前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房子。

　　温州炒房团形成新群体

　　“别人看见温州炒房团炒楼，没人看见我们自己也被炒。”张丽峰说，“我们被炒的程度，比楼被炒的程度还厉害。”

　　她认为，通常传言中的温州炒房团的事，其实只是一些吸引眼球的特别事例，不能代表全貌。在报纸电视上，温州人动辄整个团队开过来，声势浩大，给外界的印象深刻，可是实际上，“不可能每次都像旅行团似的。”在她身边，几个合伙人都在上海有生意，可以长期留在这里观察楼市，炒房也就像上海人上班一样，成为日常功课。

　　在她的印象里，那种突然袭击的温州炒房团，往往是本地房地产商邀请过来的。“那种炒房团破坏力大，搞得想买那个楼盘的人人心惶惶，楼价马上就上去了。”她从来没参加过那种活动，原因是“我就在上海”。

　　一露面，张丽峰就解释说，自己这些天实在是太忙。果然，她的两部手机不停地响，有一起炒楼的朋友约见面谈事情的，也有中介公司打电话建议降低挂牌价的，对于后者，她的态度很蔑视。

　　“有的中介公司请不到好人手，做生意没眼光，提的意见全是错的。”

　　2002年10月，她进入上海楼市，从100万多一点儿资金开始做，做到现在翻了将近两倍，自己认为做得还算不错。她强调说，自己属于平民阶层，而且是业余炒房者，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静安区经营商铺。相比之下，职业炒房者的资金要比她多得多，“多上几十倍的也有，如果经验多的话，那就相当于庄家了。”

　　在她看来，房子是特别重要的东西，谁都需要。在商铺里，她雇佣了6个来自江苏、浙江的打工妹，平时她教训她们，“你们不要认为自己一定不可能在上海买到房子，只要努力做，也许就有机会。”

　　既然已经留在了上海，她觉得，自己既算是温州人，又算是上海人。平时她和上海人打很多交道，不过信任的朋友都是温州人。在她看来，炒楼行为肯定是抬高了楼价，“每出手一套房子都会涨”，不过要说自己对上海人有什么愧疚的话，那还说不上。

　　“有人对我有敌意，这个我看得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对我更多的是什么？是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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