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回应杨鹏先生：了犹未了不如不了了之

　　文/冯仑

　　“了犹未了不如不了了之”是针对“从冯仑到胡德平”这篇他人争鸣回应的，设计的时候注意区分，另外有一种交流的感觉

　　最近杨鹏先生在小范围讨论中又系统地从宗教、法律、伦理等方面讲到了“原罪”的问题，我比较赞同现在统战部一些领导的观点，改革开放已经28年过去了，有些问题不适合在公开场合来讨论，但我想借此讲讲当初我提出“原罪”这个说法的背景和我今天的一些看法。

　　万通在经历了快速成长期(1991年—1993年)后， 1995年我们陷入种种财务、组织和人事的困惑，在1995年万通反省会上，高层讨论时大家发现今天讨论的所有困惑，事实上从公司创办第一天就遇到了。我根据当时有限的知识想到既然是最初的过错，那就叫它“原罪”吧。意识到原罪问题，我们就提出最可行的做法，实践证明96年以来正是我们针对原罪问题采取的“四化”(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让万通活了下来，走到了今天。为什么这样讲？当时我们讲的原罪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身的问题，一方面是体制的问题。

　　企业有企业的原罪，体制有体制的原罪。企业的原罪就是没钱还非要去做生意，这是个悖论，在西方要当资本家得先有钱，我们是没有钱去投资。所以所有的事都做拧了，逻辑不对。比如说第一天公司资产负债率就是百分之百以上，那时候没《公司法》，也不知道谁是股东，反正是大家凑点钱就来办公司。另外加上没有经验，这样树杈就高，树杈高就有追求暴利的倾向，而暴利倾向导致机会主义的多元化，机会主义的多元化又导致团队的混乱和内讧、矛盾，最后垮掉，这就是我们当时总结的“原罪”问题。

　　另外一方面，体制也有原罪。当时说不能有私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有呢？当时全都是国有资产，注册的时候国有的企业永远是国有的，不可能成为民营的，当时的情况下普天之下莫非国有，率统之兵莫非党府，空气中全都是国有的。当时有集体企业、个体户，没有私人股份企业，因为没《公司法》。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要确定市场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企业，企业首先要确定投资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是私人，先建立私有的身份制度和明确的财产关系。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说的，不是我编的，企业一方面克服自身的原罪。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体制在逐步进步，体制制度在自我改革的过程中把一些体制的原罪也解决了。

　　1995年我们讲的原罪事实上一方面相当于是对传统、非市场体制的批评，另外也是对自我逻辑悖论的检讨，这是我们原罪的最初的意思。而现在很多关于“原罪”的讨论已经与我们当时的提法有偏移。似乎是我们干了坏事，然后才赚了钱。我们第一桶金是借的钱，然后很快就还了，甚至还给国有资产增值，因为我借的钱给了40%以上的回报，所以我们道德上没有负罪感。客观地说只是当时我们做了不合逻辑、不合时宜的事。

　　今天我认为“原罪”这个问题已不存在。第一体制已改革完善，做公司有人投资、产权也很清楚；第二所有的历史上曾经可能有问题的企业或个人(万通不在此列)，按照现在的刑法早已过了追诉期；第三从道德上来说，大部分今天活下来的民营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依法纳税的好企业。那些法律没有制裁的企业自己内讧也都垮了，或者是道德上有问题的早就该跑的跑、该出事的出事了，剩下的老的民营企业在今天绝对道德上都经得住考验，而且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头军，甚至比很多国营企业更积极、更认真地反省和承担社会责任。

　　然而，我也不赞成所谓的赦免之说。假如当时某企业不道德，抓住了该办还得办。正所谓“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不了了之胜于努力去了。所以不赞成经济学家说的一定要怎么着怎么着。